从儒学文化圈到孔子学院,历久弥新的儒家思想是文化自信的底气
导读
1991年12月25日,时任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并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当晚,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缓缓降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造成苏联解体的主要外因,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一是采取文化渗透,通过好莱坞电影,向苏联人民(阵营)灌输西方的生活方式及价值观;二是运用经济手段诱压,动辄以“经济制裁”相威胁,迫使苏联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而一步步走向了深渊。
造成苏联解体的内因,有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多方面。但是,苏联加盟共和国之间没有共同的文化传统、文化认同,没有文化自信,就是压垮骆驼(苏联)的最后一根稻草。
2020年8月1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要求孔子学院美国中心登记为“外国使团”。我们都知道,孔子学院是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的交流机构,是中国与各国教育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桥梁和纽带,是一个非盈利性的社会公益机构。美国将运营和管理合法合规的孔子学院列为“外国使团”,除了显示出其蛮横无理外,更是暴露出美方内心对中国文化的恐惧。
美国很清楚,以漫威为龙头的美漫超级英雄们,不过是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无法与中华儿女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传承,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相抗衡,所以,只能使用出行政干预的惯用手段,企图阻止中国文化在美国的传播。
但是,真正优秀的文化是无法被阻止的,这也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华文化不仅能历久弥新,而且还对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原因。今天,我们就以历史为时间轴,来了解儒家思想的前世今生,及其对中国文化和世界的影响。

周朝:礼乐制度随分封制而生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
中国素有“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之称。那是因为,早在周朝时期,中国就形成了高尚的道德准则,以及完整的礼乐制度。
1、何谓礼乐制度礼乐制度源于西周,相传为周公旦所创,是西周统治天下的制度(工具)。简单来说,礼乐制度分礼和乐两个部分。
“礼”就是礼仪,是一系列行为准则及道德规范(等同于后来朝代的各种制度)。如西周规定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士甲三鼎或一鼎;又如在两国交战前,要遵循先礼后兵的原则,则先下战书,对方同意后才能开战,而在战争开始后,也需遵守许多礼节,像敌方将领见到我方君主时,必须脱下铠甲下战车走路以示敬意等。
“乐”就是音乐,“乐”是从属于“礼”的。如吉礼(祭礼)、凶礼(丧礼)、军礼(行军,出征)、宾礼(朝觐,互聘)、嘉礼(婚宴,加冠)都有对应的“乐”。事实上,在不同的场合,不同身份(阶级)的人,不但礼仪有别,所配用的音乐也不一样。

2、为什么要建立了礼乐制度周天子(大宗)将周王室贵族(嫡长子除外)分封到各地,建立西周的属国(小宗)。诸侯再将儿子(嫡长子除外)分封为卿大夫,卿大夫又将儿子(嫡长子除外)分封为士。这就是宗法制度,实际上就是嫡长子继承的统治制度,特点是将宗族组织和国家组织合二为一。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族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荀子·礼论篇》
为了巩固宗法制度、强调族权及君权不可动摇的等级秩序思想,周朝建立了礼乐制度。对应王、诸侯、卿大夫、士四个统治阶级制定了一整套繁琐而区别明显的礼仪和与之相配合的音乐。
严格来说,礼乐制度是等级制度,而非文化制度。

春秋后期:礼坏乐崩,儒家思想应运而生
1、分封制名存实亡,礼坏乐崩的局面出现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论语·阳货》
春秋后期,各诸侯国实力越来越强,而周朝则越来越弱,此消彼长之下,周朝的分封制已名存实亡,郡县制应运而生,而以军功授爵的官僚制度也取代了世卿世禄制度。因此,专为分封制、世卿世禄制量身订做的礼乐制度,也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此后,各诸侯、卿大夫不再听命于周天子,僭用礼乐的现象时有发生,世风日下,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
“礼崩乐坏”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升级版的“礼乐制度”出现已是势在必然。

2、孔子修六经:将“礼乐”由等级度升级为文化制度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篇》
如果说周公是‘礼乐’的主要制定者,那么孔子就是‘礼乐’的坚决维护者。出生于公元前551年的孔子,早年也曾是热血青年,他关心天下大事,常常思考治理国家的方法。想通过入仕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但在仕途受阻后,孔子将主要精力转向修经授徒。
不同于“礼乐”制度的阶级属性,孔子的儒家思想体系,是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实际上就是一套完整的治国方案。
儒家思想是对先秦文化的继承(包括礼乐制度),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儒家思想中的中庸思想,则是儒家思想能够历久弥新,长盛不衰的保证。

脱颖而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
春秋战国时期,适逢乱世。各国要想在激烈的竟争中活下来,就必须先富国强兵,而不是治国安民。在这种大环境下,主打强国的法家思想就处于主导地位,而偏向治国的儒家思想则处于边缘地位。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仍以法家思想为主导,重用李斯等人。但秦朝的迅速覆亡,暴露出法家思想在治国方面的缺陷。因此,在西汉初期,为了迅速恢复社会秩序及经济,刘邦采取了与民休息、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的黄老政策。法家不再处于主导地位,但儒学却仍处于边缘地位。
在儒学被边缘化的关键时刻,董仲舒挺身而出,对儒学进行了新的发展,使其能够紧跟时代潮流。
他创造性地将儒家思想与当时的社会需求相结合,并吸收其他学派的理论,系统地提出了“大一统”及“天人感应”学说。此说法符合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及王权至上的精神,因此受到汉武帝的青睐。随后,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被汉武帝采纳,将儒学作为正统思想,奠定了儒学的地位。这一政策也几乎为后世各朝代统治者所遵奉,其影响长达二千多年。

儒学新高峰:宋明理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大地重现战乱,政权更替不断,边疆民族带来的草原游牧文化融入中原文化。在动乱的大环境下,士族文人多不以道义为重,而渐开清谈之风(坐而论道),如著名的兰亭聚会就是一次清谈盛况。而随着玄学(主张君主无为、门阀专政)的兴起、佛教的传入以及道教的崛起,儒家思想丧失了其支配的地位,中国文化逐渐转变为儒释道融合的阶段。
宋朝时期,儒学再次居于主导地位。产生于两宋时期的理学,是儒学发展的新高峰。它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并吸收了佛教、道教思想精华而形成的新儒学,这是一次文明的融合与创新。
理学是儒学在受到道家、道教、佛教等新文明的理论体系的挑战之后,从理论的高度重新建立一套观念体系,以回应道、佛两教基于抽象能力所建构出的高深理论系统,从而使儒家哲学在思想上符合统治者的期待,以及传统的影响,成为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同时成为儒家神权和王权的合法性依据。
理学也在南宋末期被定为官方哲学。史称“宋明理学”。

儒家思想在近代的影响力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第九·大同篇》
孔子认为,只要天下的人都没有了私心,每个人所做的一切工作与努力都是为了使社会更加美好,即人人为我,我为人人。那么,世界就能达到理想的“大同”状态。而大同世界分为两个阶段,分别为小康社会与大同社会。孔子的“大同”社会、“小康”社会理想对中国后世乃至世界影响深远。
1、康有为:历史进化论版的“三世”说康有为利用《公羊春秋》中的“三世”论,以及《礼记·礼运》中的“小康”、“大同”思想,同时融合了西方的进化论,提出了历史进化论版的“三世”说。作为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
他认为当时中国处于“据乱世”,必须向已进入“升平世”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看齐,然后才能进入“太平世”,也就是大同世界。他具体描写了“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人类社会愿景。康有为的这一说法打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说法,同时也否定了历史循环论,在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孙中山的最高社会理想:天下为公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最高社会理想,就是要达到天下为公的和谐、大同社会。孙中山相信,只要以儒教文明为基础,中国就能在文化上复兴。
3、马克思: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所主张“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也与孔子的政治思想不谋而合。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礼记·礼运第九·大同篇》
这是说,劳动是个人的自发行为,是“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劳动成果不必据为已有,而是大家共享。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说法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三民主义、共产主义与儒家文化所追求的社会理想是一致的。进一步的比较,我们会发现,三民主义、共产主义与儒家文化在运用”仁“、”礼“的精神上也是统一的。从这点可看出,儒家思想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财富,也是全世界的财富。

儒家思想对世界的影响
中华文明历史源远流长,既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而作为中华文明中最耀眼的明珠,儒家文化更是对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1、形成东亚儒家文化圈世界上有三大国际性文化圈,即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和儒家(汉)文化圈。儒家文化圈包括中国,以及被中国皇帝册封的周边国家或民族,这些国家或民族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深远。
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家都属于儒家(汉)文化圈。这些国家早期都是使用汉字,运用儒家思想治国。虽然后来都创造了各自的文字,但至今仍受儒学的影响。如中国文化中的礼教内容,在韩国还保留的相当完整,韩国也被西方国家称为是儒教国家的活化石。又如在我国已难觅身影的十字亭,在日本还有完好的保存。
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和崛起也绝非偶然,四小龙正是处于儒家文化圈内。因此,它们的成功,也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思考,焦点是它们与中国(儒家)文化的关系问题。
韩国虽然现代化程度高,但并没有抛弃和否定儒家传统文化,而是把传统文化融入到了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中,而新加坡则从1980年代,就开始推行以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为中心内容的“文化再生”运动。这,也许就是两国能够异军突起的原因。

2、是西方启蒙思想的思想渊源一部《论语》即可以打倒希腊七贤。——魁奈孔子是哲学上的华盛顿。——爱默生
中国传统文化传播至西方后,迅速在欧洲形成了中国文化热。其中,有“欧洲孔子”之称的魁奈,就以儒学理论为依据,开创了近代欧洲政治经济学的新纪元,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而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的法国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也是中国儒学的推崇者。伏尔泰在政治上反对君主专制制度,提倡自然神论。
他认为以中庸精神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从不强制干涉民间的信仰。即儒学的神学观念就是自然神论。因此,他与志同道合的“百科全书派”人士一起,将中国儒学作为反对欧洲君主神权统治的思想武器。
伏尔泰对儒学是如此的推崇,以至于他公开说出“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这样的话。

结语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华儿女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传承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华传统文化,也对世界做出了重要的文化贡献。
中华传统文化过时了吗?答案是否定的。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已完全融入了新时代。因为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思想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达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
大浪淘沙,神马都是浮云,唯有文化永存。新时代,新起点,让我们创造出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新辉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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