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1902－1982），湖北浠水人。他的生涯颇具传奇色彩。自幼学习中国传统经典，1926年参加国民革命军。1928年赴日留学，大量接触社会主义思潮。九一八事件后，激于民族义愤，提前返国。七七事变后，投身抗战。后任蒋介石的高级幕僚。1944年拜入熊十力先生门下。在熊先生的开导下，重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并从自身的实际经验中，体会出结合中国儒家思想及民主政治以救中国的理念。1949年，徐复观迁台，定居台中。主要著作有《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两汉思想史》《中国思想史论集》《中国经学史基础》等。

正文：

       政治的行为设施，因时因地而各有不同。但在孔子的政治思想中，可以找出三个基点来贯通于各种不同行为、设施之中，成为一种共同的出发点及得失成败的共同关键。

      第一个基点是“正身”的观念。所谓“正身”，是统治者在政治上要求于人民的，要首先在自己及自己的家庭生活中实现。凡自己及自己家庭所不愿接受的，决不加在人民身上。换言之，统治者要经常处于被统治者的地位，以被统治者真实生活上的感受，来衡量政治上的行为设施。此种思想，发展为《中庸》的“絜矩之道”，及《大学》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论语》上的所谓德治，正指此而言。还有下面的材料，都表明这一点。“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颜渊》)“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同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苟杀无道，以救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统治者）之德（由行为所发生的作用）风（有如风)，小人（人民）之德草。草上（加）之风，必偃（仆）。”（同上）“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何难之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同上)在今天看，一个统治者由正身所发生的效果，未必能如孔子所期待的大。但统治者若能通贯自己的好恶于人民而加以实现时，便必然要求许多合理的政治行为与设施，于是正身决不是一个抽象而孤立的观念。例如自己要享受什么,便想到人民也应当有这种享受,自然不能不有许多作为。政治的腐化，必然来自统治者生活的腐化；政治的残暴，必然来自统治者以法令要求于人民，而自己处于法令之外，这是许多落后地区，尤其是中国今日统治者所强调的“法治”的特征。“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正是中国法治的写照。我们应针对这一现实来了解孔子所提出的正身思想的庄严意义。

      第二个基点是统治者必须以可信的言行，形成人民对统治者的信任。孔子认为人民对统治者的信任与不信任，是一个政权能否存在，及值不值得存在的根本问题。“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朱注：“宁死不失信于民”)。”(《颜渊》)一个政权，乃建立于人民信任之上，失掉人民的信任，则此一政权的基础必随之瓦解，一定站不起来。所以孔子认为统治者宁可饿死,也不可使用诈欺手段,以致失掉人民的信任。在落后地区，诈欺手段，常被视为政治运用上的最高艺术。

      尤其是大小极权的统治,必然是欺诈集团的统治。为了要神化个人，不能不欺诈；为了夸功耀德，不能不诈欺；为了掩饰强盗所不屑为的行为,并向看不顺眼的人们身上转嫁,更不能不诈欺。为了掩饰少数人的诈欺，不能不动员全体去诈欺；为了掩饰过去与今日的诈欺，不能不永久以诈欺帮助诈欺，并以刑赏随其后，却美其名为“维持威信”。一次诈欺得售，便以为凡是诈欺都能得售；人民原谅了一次两次诈欺，便以为人民可以长期接受诈欺。结果必然造成人民连从统治者口里说出的真话也不相信，形成一个政权的瓦解。我经历了国民党四十年代的悲局,我才了解孔子所说的“民无信不立”的真切意义。难道说要让这种悲局，一直继续下去吗？

      第三个基点是言论是否自由会决定一个国家兴亡的问题。所谓言论是否自由，主要是指对统治者能否说出不同的意见而言。孔子认为这是国家存亡的大关键。《论语》：“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朱注：“几，期也”，必定如此之意）也。人之言日，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近于）言而兴邦乎。曰(定公再问)，一言而丧邦，有诸？曰(孔子答),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意谓为君的好处，只有说出话来莫有人敢不同意)。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子路》)统治者知统治之难,便不敢专己独裁，可以接受他人不同的意见，因而承认了言论自由。统治者以自己说出话来莫有人敢反对为快乐，便必然会专己独裁，不接受乃至不容许有不同的意见,因而否定了言论自由。善有万端,必以言论自由为容纳的户牖；恶有万端，必以否定言论自由为积累的污池。言论自由不自由，是量度统治者善与恶，及量度他的政治前途最明显可靠的尺度。在没有言论自由的空间里，统治者所说的好和坏，必然要从反面去了解。孔子以有无言论自由，为兴邦丧邦的大关键所在，决不是中了资本主义的毒，因为当时没有资本主义；他是想由此而援救出许多统治者,更未曾想向统治者背上去捅一刀。言论自由,是人类的生机所在,自有政治集结以来，必以某种形态、某种语言，提出此种要求。若以言论自由为反革命，为受了资本主义的毒，或以为是匪谍的别有用心，这是统治者自己向自己的心窝里捅一刀，不能把这一刀写在他人的账上。

内容节选自《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徐复观卷》，干春松 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原文章标题为“孔子政治思想对现代中国的‘照临’”，作于1981年9月29日。

排版 | 杨鑫

免责说明：本文来源于孔子与儒家文化研究所 https://mp.weixin.qq.com/s/uy4aOPLLUW59LmwsWgu7-g，仅用于儒学文化学习交流，不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属原作者，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