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聆听《论语·宪问篇》14.37：

14.37 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①，其次辟色②，其次辟言③”。子曰：“作者七人矣。”

①辟地：去乱国，适治邦。

②辟色：礼貌衰而去。

③辟言：有违言而后去也。

我们先读一下这段，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那么我们知道这章主要是论个人、国家在用人和个人的修养贤德等等方面的事情，这些内容比较多。

论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突然就讲一些贤人去隐居。（为了）避免一些乱邦，或者说一个人得不到重用，国家比较乱的时候，他会离开的这种现象，也就是我们中国一直以来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这个就是“隐世文化”。

在历史上，很多儒家都是一些修身的君子，他们所学所修所做的事情都是胸怀天下的情怀，也就是说（他们是）一个大格局、大胸怀的人。

我们也讲过，一个仁者、贤者，他本来就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他对百姓、对政治有很广大的胸怀，为一个国家真正地做事而不是一己私利，这种情况下，常常与一些胸怀狭小的小人之间会有冲突。

很多贤人在小人当道的情况下，往往都会（选择）隐去。因为在这个时候，一个贤者不仅发挥不了作用，而且会被种种小人围攻、暗害，甚至会导致杀身之祸。

中国儒家的修学、春秋笔法里面就有这么一点，这里就讲出了几种情况，对我们也很有启示作用。一个儒者不一定要在乱世里硬撑着，把性命丢掉，“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有的杀身成仁，有的隐居而去。

在《易经》里有“天地否卦，阴阳不交，万物不兴”，这里面有一句话值得我们去思考。我讲一讲，有的人如何隐；他隐去，不一定跑到深山里去，大家认为隐士高人好像都在山里面，那是不一定的，有的在后面我们会讲到；他会在社会的各种行业工作，只不过不愿意出头，而是愿意做一个默默无闻者。

只不过像诸葛亮在《出师表》里说的那段，“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他所说的这句话是一个贤者隐居于世间的（状态）。

要么他可能当官，但当官的时候已不再主张什么，他可能已经不再说话了，表面看起来仅仅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人物，或者一般般人而已，这叫做“隐”。他只是不出头露面，这样也不容易得罪一些人，也能苟全地过完一生，“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整个世间他不再（有所作为），这种我们叫“辟世”。

第二种“辟地”，比如春秋的时候，鲁国不行了，看哪个国家好就跑过去，叫“辟地”。一个乱国他不再愿意居住，跑到觉得好的地方去，叫“辟地”。

“其次辟色”，辟色是什么意思？比如我们在一个国家当官，或者当个大夫，或者当个士，国君本来对你挺好，但突然之间对你厌烦了，总是表现出一种爱理不理的情绪，像这些我们很多人都会感觉得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都感到自己主张再好，各方面再用心、忠心，看来都不会被采纳了。看到国君待人待物的怠慢现象后，他可能就要离去了。

这种大家也可能很容易理解。像现在有一些公司，在打工的时候，老板经常会有些不好的脸色给你，这时候可能需要你走了，你在这个位置也没啥意思，就离开呗。这个叫“辟色”。

“其次辟言”，辟言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经常（提）很好的建议给国君，而且都是为了国君好，结果这些国君都不理睬你。打个比方，在清朝，像和珅这种人在皇帝的身边，皇帝都挺高兴，喜欢听他的，旁人讲了什么他都不理，这样还有什么用呢？

你所有的谏言就算再好，他不采纳的情况下，你也无趣，这个时候也就要离开了。

毕竟一个君子、一个贤人在一个地方为国君做事的时候，他需要贡献自己的力量，需要把国家治理好，需要国君为全国真正地做好（事），而不是被一些小人迷惑；但这个时候，如果被迷惑了怎么办，你只能隐去。

这个在商朝就非常的明显。商朝的商纣王，微了、箕子、比干劝他都没用，这个时候你还不离开，还留着干嘛呢？可能很多人有这个经历，打工的时候，你在一个公司老是有很多好的建议，而且又不是那么繁琐的东西，老板根本不愿意采纳你的，你留在公司有何价值？

那么该离去就离去，只有什么人最会混的好呢？那就是你公司管的好与不好，不关我事，反正你有工资发给我就行，在表面我也装得积极，在背后我懒惰也就懒惰了。这种投机取巧的人反而可能在公司会待得很久，这个也是指一些管理不是很好的公司。

当然可能有些好的公司，各方面还是能够让真正有德行、有能力的人能够发挥好的；这个就不好说，不同的公司会有不同的表现；总之，在我们中国的社会上，君子常常会被各种不良的社会状态所影响，所以他只能够采用“隐”的方式，为了保全性命而“隐”，不愿意再出来做事，这也可以说是对世态炎凉的一种反应。

下面《论语》里面就跟着有一句话，“子曰：作者七人矣”。

作：就是起。这句话是承接上面的一章（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来讲的。说的是像这样隐去的人，已经有七个了。这里面也就反应出来，到了鲁哀公时期，政治已经搞得这些贤人已经没有信心了。你看一个鲁国就有七个人隐去了，那么这七个人究竟是谁呢？这个也没有办法考证。

有可能跟《论语》后面所讲的几个人有关，比如说桀溺等等。孔子在周游列国的时候，所碰到的一些隐居的人，可能跟这个都有关；这里仅仅说“作者七人矣”，就是像这样隐去的人已经有七个人了，反应了当时鲁国的小人当道，贤人不能够（被）用的局面。

这种局面已经是一种衰败的景象，这对我们后来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警示。一个国家在治理的时候，如果贤人一个接着一个地隐去，而不再出来做事，那就麻烦了。